上课的日子过得很快，我总拣教室最后排的角落坐。
公共课在大阶梯教室上，一百多人挤在一起。
这课叫“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”，老师是个戴眼镜的女教授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。
正好讲到“基层纠纷调解”，她扶了扶眼镜：
“有没有同学了解基层的邻里纠纷？该怎么调解？书本上的‘调解程序’太笼统，谁能给大家说说实际里该怎么办？”
教室里静了静，前排有人小声笑，大概觉得这问题太土。
我捏着笔的手紧了紧，这事儿我熟啊，唐洼子村谁家没为浇地抢过水泵？谁家没为院墙多占半尺吵过嘴？我爹年轻时就帮着老支书调解过，我蹲在柴火垛旁听过好几回，那些家长里短、人情往来，比课本上的字鲜活多了。
先前是绝不敢举手的，可军训时被马壮拽着“丢人”丢多了，倒觉得“说错也没啥”。
正犹豫着，老师往后排扫了眼，目光落在我这角落时：
“那位同学，你好像有话要说？”
我咬了咬嘴唇站了起来：“遇着这种事，不怎么按书本上的来。”
我定了定神，索性放开了说：
“就说抢水吧，两家都要浇玉米，水泵就一个，吵得快动手了，老支书先拉着两家去村头老槐树下坐着。他不劝，就抽烟，等两家骂够了，气顺了，才慢悠悠地说‘你家去年盖房，他帮着抬过梁吧？’‘她家闺女出嫁，你娘还去缝了褥子吧？’”
我手比划着，忘了拘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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